时代背景:
以下两篇针对电影《甜蜜蜜》的影评节选,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解读了电影暗喻的政治时代含义,虽各为一家之言,但对于喜爱这部电影的人们来说,十分有利于理解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片。
第一篇:
一九九六年公映的《甜蜜蜜》,面对“大限”的幽灵,透过中国、香港（英殖民地）、英国、美国多个空间的交错经营,折射出“香港”的独特文化生态,九十年代的香港,在中、英、美诸国的阴影里,如何自处？
曾经,在此
《甜蜜蜜》以十年爱情故事为线,表现香港人由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生活态度。导演首先以两个内地移民的视觉,表现其对香港的想象:李翘(张曼玉)总以为香港遍地黄金,只要肯做肯捱的话,就能发达——“富”为来香港的目的,相反黎小军(黎明)却偏向童真,把香港视为一个陌生而新鲜的天地:见到华洋杂处而兴奋、没有因为微小的收入而忧伤、因为接触到美国文化——麦当劳,而兴奋莫明。两种视觉,两种想象,但对香港人而言,这都是“他者”的印象。
当香港逐渐成为一个论述中心,不难发现“香港”本身在《甜蜜蜜》中是多么的虚弱无力。香港除了地产、股市和高楼以外,却没有什么值得细看之处。李翘只是把香港视为淘金城,她一心赚钱,回乡建屋,但李翘的商业或资本主义想象终于落空,她年宵市场的生意失败,经历股灾,最后即使因为跟随豹哥而富起来,但母亲死了,建屋的梦想没人分享,真正落空了。她走进名店的时候再没有受到白眼,可是到头来得到什么呢？香港以商业自居,消费主义的旗帜高扬,可是自豪背后,只有空洞和虚无,这从李翘这个角色得到清楚的体现。香港（英殖民地）作为中、英之间夹缝生长出来的产物,如何自处？香港无论如何自强不息,亦难以抽离多种身分的历史宿命。
《甜蜜蜜》里的香港印象是以空间的形式构成的:中国、英国、美国。黎小军的姑姑一生迷恋威廉·荷顿,是象征港人对于英国绅士文化的执着眷恋:短暂的梦都是好的。她直至老死,执迷不悔,就如浪漫主义的空洞爱情,即使不存在,但幽灵的力量却随日子流逝而倍增,正是因为已经过去及不能再来,所以在幻想界里,愈来愈美丽。美国呢？在电影之中有机出现的麦当劳、米奇老鼠,是香港人崇拜美国文化的拜物情结。面对九七大限,香港人都想移民往外地去,美国是不是一个不变的乌托邦？(香港只五十年不变而已)。可是电影末段,明显向中国靠拢。美国的自由神像下,是中国的游客──是游客而不是偷渡客,他们会回家去呢！中国、英国、美国的空间交错,配以时间的正线流程:“曾经、在此”,才能把香港说得圆满。
二、邓丽君歌曲作为对象
邓丽君的歌声是《甜蜜蜜》里最重要的意象。首先,它作为李翘和黎小军爱情发展的坐标,在重要的细节,导演总加插邓丽君的歌声,如年宵市场的《泪的小雨》、相遇邓丽君时的《再见,我的爱人》、结局重遇的《甜蜜蜜》等。邓丽君的歌声本为大众流行曲,没有什么特殊性,但若以此作为细节的背景音乐,她的歌声一下子成为当时时空的不能分拆的布景,多年以后成为了回忆的诱发器。本来虚无的歌声和歌词──最常见的情歌,因为生活细节的加入,成为直指内心深处的不能言述之物。
导演不甘于把邓丽君的歌声停留于爱情层面的表述,更扬言“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便能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一下子邓丽君的歌声成为了跨越时间空间的想象共同体,她象征了抒情的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等因素一一退场:即使她是宝岛歌后。在这里,导演以邓丽君抒情的歌声作为纾解中华民族的分裂僵局:她是宝岛歌后,但中国人都喜欢她的歌,香港人深感大限已到,但我们本为一家呢！音乐,以抽象的旋律作为召唤,到头来换来更大的空洞。只要邓丽君的歌声设置在电影当中,把这视为想象之共同体,便意味着一种缺席:就是“中国共同体”的不存在。因为这缺席而给与邓丽君歌曲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正正就是分裂的罅缝。而邓丽君的歌声成为了这个罅缝的填补之物。李翘身处香港、身处美国,需要听到邓丽君的歌声而填补陌生带来的空虚,她得到一刹那的满足,却换来更大的需要,最后缺失便愈来愈多。邓丽君的歌声实际上便是虚无本身,她给与世界海外华人、包括香港、台湾的中国人一个甜蜜的幻觉,“华人”的幽灵笼罩天空,而因为更多的渴求而更觉真实。但正因为真实,填补物（邓丽君歌声）缺口更见明显。邓丽君的歌曲只是抒情小品,谈的是小爱情故事。然而音乐的魅力在于创造令人感到真实的幻觉:听到了亮光。
《甜蜜蜜》最后交待邓丽君的死讯,表现了两种转向:一方面歌声可以视为“填补”的徒劳,她的死正是象征我们需要回到现实去,另一方面,邓丽君的歌声则愈来愈神话化,成为了中国最美的话语,如一场空洞虚无的爱情。
第二篇: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1996年的《甜蜜蜜》不仅仅是一部缠绵悱恻的爱情电影,两个人历经波折最终牵手,它更可以被看作是事关中国人命运的意喻浅显的政治童话。对于陈可辛导演来说,1996年这个时间节点无疑是颇具平民历史考察意义的,一年后的回归已经不可阻挡地提前写入了香港历史,但事件本身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以及对于群体心理的某种改变还是未知数,但是,从1984年中英谈判乃至香港沦为殖民地以来的社会发展,文化推进以及共同体反应已经是可获借鉴的文本资源了。因此,站在这个历史之交,陈可辛利用电影《甜蜜蜜》记录了香港人从1986年到1996年这十年间的群体无意识,并希望利用这样的历史资源来预言关于中国人命运的未知进程。
在以历史为依托,并不意味着放弃心理和情感的微妙变化而迷失于年鉴式的数字迷宫中,如果仅仅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香港回归这一宏大主题所带来的诸多社会反映的话,那么《甜蜜蜜》也就不可能拥有如此丰富的情绪和怅然的起伏了,在这里,陈可辛并未单纯纠结于历史事件的巨大影响力所带来的标志意义,甚至刻意模糊了这十年间的诸多重大政治事件,而单纯刻画了历史变迁和社会走向在群体和个人心中潜移默化的微妙处境,因此,在电影《甜蜜蜜》中,影片的主角始终是张曼玉、黎明、曾志伟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而并非赤裸裸而虚无缥缈的历史事实和政治决议,这样的处理,使得影片在外在的观感和内核的共鸣上得到了华人世界的整体赞誉。
但是,陈可辛在处理这样的香港题材时,所设立的演绎主体却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黎明和张曼玉所扮演的角色均来自于中国内地。在陈可辛看来,单纯的香港题材并不仅仅是香港人本身的苦辣酸甜,如若只是将回归事件的承受主体设定为香港人,那么中国人整体命运的问题将得不到解答。对于陈可辛来说,无论是内地人,香港人,台湾人还是海外华人,均同属那样一个更大意义的中国人范畴。而香港回归这一事件,也不仅仅是一方遭受屈辱历史的土地回到政治和文化共同体怀抱的奢华仪式,而成为了中国人情感肌理中乡愁主题的永恒表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中国人这样一个主体范畴下,归乡命题的实际细节在不同地域及历史中展现的方式是颇为不同的,无论是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亦或是海外华人,单一词汇投射在不同群体心理的情感阴影迥然相异。大陆人的文化断裂,香港人的殖民地屈辱,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异见,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这些微妙的因素都为乡愁的实际表现提供了不同的群体依据。如何将这样不同形态的乡愁整合于一个统一的主题下呢,陈可辛选取了大陆人作为自己永恒回归神话的历史主角。一方面来说,大陆无论是作为一种地理还是文化上的指称都拥有非同寻常的代表意义,它是一种非大陆华人乡愁思绪的概念承载。另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人经历了比之更甚的文化断裂,同时,随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的到来,大陆人遭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思乡病的袭击。此外,从大陆人走出去的这一刻开始,他们实际上再次复制了久远历史中华人开拓者的形象,而他们所面临的情感遭遇和心理波折也就转化为漫长历史演化的现代浓缩。因此,在影片中《甜蜜蜜》中,主角从中国大陆而来,进入香港,而后漂泊于海外。这样的经历无疑囊括了不同华人群体的纷繁状况,也为个人情感经历下乡愁命题的探讨提供了多样和丰富的素材。
黎明来自于天津（国语版为无锡）,张曼玉来自于广州,这样的人物背景设置无疑是十分有趣的,地域上的差异带给了进入香港的大陆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和情感风貌。黎明老实木讷,张曼玉精明算计,而这样的差异与八十年代大陆群体心理的巨大分裂是如出一辙的,作为遭遇改革风潮袭击第一线,同时与资本社会浮华世界毗邻的广州来说,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理念风潮已经牢牢地抓住了这些南方人的心理,他们进入香港,就是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为了获得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来自沉重古老工业城市的黎明,精神上圣洁的他尚未沾染资本社会的唯利是图,来到香港,仅仅是好奇心与安身立命的某种混合。陈可辛在表现这种全新的进入和遭遇时,利用了极富隐喻特征的图像构成和画面表达,黎明第一次踏上香港乘坐电梯的镜头可谓相当明显,漆黑的背景下一家电梯通向光明。但是,陈可欣在提出这种差异的同时并未将其俗化成一种无可救药的难以理解,他还是从两位主角不同的性格特征中挖掘出了相同的情感线索,而这也就成为了其乡愁主题的合理载体。
进入香港,意味着离开过去进入了全新的未来,如果说黎明还通过与大陆的来信来维持一种藕断丝连的连接的话,那么张曼玉则无疑走的更为彻底。但是对于两人来说,遭遇香港,实际意味着与香港市井生活的某种接触。这在豹哥这个人物的角色设置上体现的淋漓精致。作为一个帮派首领,曾志伟的外在形象和角色的内在设定都带给实际人物一种温和的感知,这与实际黑帮头领的凶神恶煞相去甚远。陈可辛如此的设定实际上是将豹哥化作了香港市民社会与市井生活的某种化身。而这些则是来自于大陆的黎明与张曼玉完全缺乏的,当从一种政治生活巨石下的狭窄缝隙中走出来后,进入香港,市民社会的自由闲逸自然给精神高度紧张的大陆人带来了放松。此时,外国的教书匠,南亚的女用人,本土的姑妈等香港行行色色的人物共同组成了大陆人面目中的香港现实图景。而当黎明和张曼玉真正融入了香港生活之后,伴随着两人情感纠葛的升温,初入香港的巨大好奇心与满足欲也转化为一种伤感忧愁的情绪无助,而此时,大陆经验则成功地转化为一种立足香港本土的艺术表达。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对香港前景的不甚乐观,大量的香港人选择移民海外,虽然《甜蜜蜜》中并未直接的表现这种群体心理的集体崩溃,但是,陈可辛还是将其转化为一种叙事策略上的点石成金。在这其中,几个突出的事件可以看做是这种集体恐慌蔓延的某种表现。迷恋与威廉荷顿浪漫一夜的姑妈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对于黄金时代东西方同床共枕政治神话的某种追思。外国教书匠与南亚女朋友的遭遇则体现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这种突然而至的死亡和难以治愈的绝症给群体的心理和情绪带来了无法解救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并不意味着一种彻底的摧毁,它所带来的只是面对乡愁袭来时夹杂着复杂情绪的矛盾回应。张曼玉在豹哥和黎明中徘徊,黎明在张曼玉和杨恭如中徘徊,这种深刻的自我矛盾自然而然指向了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分裂,是殖民地身份还是政体的更新,是遥远的西方还是邻近的大陆,当无法做出选择时,只有面临逃避。这样一来,移居海外就成为了黎明和张曼玉面向逃避的必然选择。
显而易见,香港所面临的还仅仅是大陆庇护下西方轻蔑的一撇的话,那么海外的漂泊者则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低人一等的刻骨之痛,豹哥死于街头小混混悲惨局面以及张曼玉在警车上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无疑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展现。此时,中国人情感肌理中的乡愁命题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表达。如果说张曼玉与黎明两个人的情感走向是乡愁命题的主题承载的话,那么邓丽君的《甜蜜蜜》则是这种情绪表达的象征化依托。作为一首在华人世界传唱已久的通俗歌曲,《甜蜜蜜》成为了在政治地缘逐渐隐退之后用以凝聚华人的文化坐标中的一维,对于陈可辛导演来说,如若纠结于一种地理上的链接和统一的话,那么华人将永远无法获得回乡问题的解答。因此,一种文化上的共鸣与同步提供了整个群体寄托乡愁思绪的想象共同体。
虽然在结尾部分,大量的大陆游客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大陆。这也许表明了陈可辛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在大陆这一方土地上得到某种回乡认同的乐观情绪,但是,如若没有歌曲“甜蜜蜜”这样的文化认同与统一作为基础,中国人这样一个大的概念范畴将永远得不到历史赋予它整体的故土意义。
电影浅析:
陈可辛曾表示,《甜蜜蜜》并非单纯爱情故事,它更多是在讲述拼搏、讲述人生、讲述时代。电影在香港回归前夕的1996年11月上映,公映一个月仍位居全港票房冠军。
《甜蜜蜜》基于华人移民历史大背景
1.1978年中国施行改革开放后的内地移民潮——内地人因国门开放、放眼世界而外走。
2.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后的香港移民潮——香港人因香港前途未卜而外走。
3.1996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的回流潮——香港人对香港的前景改观而开始回流。
电影剧情始于1986年3月1日,主角李翘和黎小军各自从内地奔赴香港,走向前途未卜的新生活,而此时这座城市的命途已是定数——《中英联合声明》已生效。他们历经回归前十年这座城市的种种变故,命运随时代的变迁而起伏——1987年香港经历大股灾、香港人开始纷纷移民海外、李翘为生存追随黑道大哥、黎小军终于将内地的未婚妻接来成婚、再次的变故令李翘和黎小军各自奔赴美国、异国他乡的辛酸遭遇...终于,在1995年5月8日的邓丽君骤逝当天,他们重逢在纽约街头。影片就此剧终,他们之后会何去何从？没有交代。但是回味影片,却分明曾有喻言:就在影片的末尾,李翘接到老家父亲催促回家的电话,听闻大陆游客的一番言论...是的,就在此后一年,也即电影上映的1996年,香港正悄然出现移民回流潮。
《甜蜜蜜》不单讲述爱情故事
电影《甜蜜蜜》的英文片名“Comrades:Almost a Love Story”,意为“差一点就是个爱情故事”。陈可辛曾说:李翘和黎小军兜兜转转那么久却未能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当中总有一个不够爱对方:小军心中始终有小婷——那是他的理想,李翘为生存依赖豹哥——那是她的理想,不然他们早在一起。正如李翘所言:“黎小军同志,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那他们忍受艰辛来到香港的目的是什么,而不远万里背井离乡奔赴美国的目的又是什么？——为了追逐想象中那个更美好的生活。
这便是时代的印记,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国门以来,因追逐理想生活而产生移民潮的真实历史和现实心态。电影在讲述内地移民艰辛又坚强的故事时,从侧面不露痕迹地反映着香港特有的殖民地历史,反映着香港整座城市“无根”的漂泊迷惘心态,反映着香港人既想拥有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又无法摆脱对英美文化的艳羡向往。
面对时代的辛酸,导演最终安排了这样一幕——一群大陆游客来到纽约旅行,他们在象征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下争相拍照,他们喊着导游要去买奢华Gucci包。但他们只是快乐的游玩者,不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更不是历经艰辛的偷渡客。他们对拿到绿卡的李翘说:“以前那些人都往外面走,可现在都回去了。很多香港人都到我们内地去打工,以前出来的人都后悔,现在还是国内赚钱的机会比较多！”是啊,时代变迁如梭,中国正在崛起,香港即将结束150余年的殖民历史回归祖国。1997年并不是香港的“大限”,中国人的未来充满希望！最终,李翘和黎小军在纽约街头听到面向全世界中国人的播报:“邓丽君小姐逝世......人们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不知不觉走到荧幕前“意外”重逢。是啊,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声音,无论内地、香港抑或台湾,我们一直有着共通的情感和共同的文化。
导演陈可辛的话:
《甜蜜蜜》:你笑得多甜蜜
1996年,《甜蜜蜜》的出现成全了好几个人。首先使导演陈可辛在《金枝玉叶》之后再创票房佳绩,而与《甜蜜蜜》同时开拍的纯为市场运作的《金枝玉叶2》倒是反应平淡。《阮玲玉》之后四年没有大动作的张曼玉,也以这部商业片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而向来被评价表演有点“木”的黎明则碰到了百分之百适合他的角色。所以一曲“甜蜜蜜”,两地情事,几段佳话。
《甜蜜蜜》:错过角逐美国奥斯卡金像奖
1997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甜蜜蜜》横扫九项大奖成为全晚最大赢家,本来拥有代表香港角逐该年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机会,不过却因特殊的年份而作罢。陈可辛曾回忆说,“后来我再去美国方面了解,原来那年刚好是香港回归。然后奥斯卡方面就决定取消香港地区的电影单独报名的资格。只留了一个名额给中国内地。”而之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电影分别申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规则也恢复并沿用到至今。
两片同时拍,《甜蜜蜜》就像“小老婆”
拍《甜蜜蜜》的时候是我在商业上压力最大的时候。之前拍的《金枝玉叶》在票房上很成功,但紧接着拍了自己中意的戏《麻麻烦烦》却惨败,结果导致了UFO要卖给嘉禾。嘉禾要求我拍《金枝玉叶2》,但是我很不想拍,于是要求他们同时投我一部小片,那部就是《甜蜜蜜》。
我一路都在商业压力下成长,从来也就是一个商业导演,不管是拍喜剧还是拍动作,所以我一直都想从中找一些平衡,《金枝玉叶2》完全是为公司为市场拍的,最后把它变成你愿意拍的东西,那种压力是别人不能想象的,所以《甜蜜蜜》对于当时的我有点“精神治疗”的意味,那是一部对我来说很简单,很有把握的片子。
当时两部戏同时拍,拍五天这个,回来再拍五天那个。我记得当时张曼玉开玩笑说《甜蜜蜜》是“小老婆”,因为导演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金枝玉叶2》上了。实际上我的全部压力确实在《金枝玉叶2》上,但对《甜蜜蜜》倒不是不重视,而是太得心应手,现场演员也好,各部门配合也好,状态很轻松,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
最初想找黎明和王菲来演
演员方面最早我认准要找黎明和王菲,毕竟这不是拍一部纯粹的艺术电影,为了考虑票房所以要找明星,当时香港有哪个明星是从内地过来的呢？只有黎明和王菲。虽然黎明5岁就过来,但是香港观众还是感觉他是内地来的。但是王菲对这个戏似乎完全没有兴趣,连剧本都没看,想一想当时她应该是在生小孩。
后来突然讲到张曼玉,才觉得完全把她忘记了,那时她已经短暂息影两年,那个年代的香港演员每年能拍八部戏,你两年不出来,基本等于一辈子不拍戏了。观众喜欢她,我也用过她,大家也是好朋友。张曼玉是个很好的演员,真正用演技把这个人物给演活了,但是张曼玉的国语实在太烂,开始的时候设计李翘是从上海来到香港的女孩子,讲普通话,但是香港演员都是不太努力,连张曼玉也不去好好学国语,拍了四天我们只好停下来,把李翘改成说粤语的广州人,这样就有了假香港人的感觉,效果反而更好了。
邓丽君契合电影“飘”的主题
这部影片开始不是叫《甜蜜蜜》,编剧岸西取的名字叫《大城小爱》,我就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感觉像是一部文艺小说,不像电影。不过黎明很喜欢,很多年后他就重新找回王菲,拍了一部《大城小事》。
在我们的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邓丽君去世了,我们突然就想到邓丽君其实满契合这部电影的主题,《甜蜜蜜》讲的是中国人的“飘”,这和我的身世有关———在香港出生长大,后来去了泰国,也回过内地,又去美国念书,又回到香港,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在“飘”着的,永远搞不清自己是哪里的人。这种状态恰好邓丽君表现得出来,她是第一个“两岸三地”的人,是我们中国人的JohnLennon（约翰·列侬）。于是岸西提议用邓丽君的歌,《甜蜜蜜》第一个被提出来,大家一拍即合。
我一直想拍个移民题材的故事,来反映香港人“无根的状态”。我觉得一个人那么爱一片土地,是因为他不在这片土地,拍《甜蜜蜜》的时候是1996年,也是香港人最彷徨的时候,他们都理解这部影片“飘”的含义,1987年香港股票大跌,1995年邓丽君骤逝,观众看电影时会想到那一天的感觉是什么,和戏里人物产生一种共鸣,即使不用思考也能明白。
《如果·爱》和《甜蜜蜜》都是我心里在重拍《卡萨布兰卡》
《如果·爱》和《甜蜜蜜》有些什么关系？我想他们的关联在于意念上。这两部电影都是我心里在重拍我喜欢的一部好莱坞经典《卡萨布兰卡》,黎明和金城武就是亨弗莱·鲍嘉,张曼玉和周迅就是英格丽·褒曼,而我最喜欢的是（曾）志伟和（张）学友那个角色保罗·亨里德。《甜蜜蜜》的1986年到1995年,是我觉得香港最美的十年,而《如果·爱》恰好讲的是1996年到2005年,刚刚好延续下去。
《甜蜜蜜》这部电影让我得到最多,内地观众认识陈可辛也是因为这部电影。《甜蜜蜜》上映之后一个月我就去美国拍《情书》,我直到两年后回来才知道这部影片的影响,尤其是听到内地观众喜欢这部电影,我非常激动。因为我很怕拍得不像,后来我客观地看,《甜蜜蜜》算是自己作品中犯错误最少的一部。其实香港电影好看就在于它的神来之笔,但即使是被奉为经典的影片同样有很多细节不值得推敲,而《甜蜜蜜》从架构到细节都比较工整,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让观众失笑的地方。
编剧岸西的话:
“我应向张曼玉道歉”
你可能没听过岸西的名字,但由她编剧的影片《甜蜜蜜》、《男人四十》、《三岔口》等应该耳熟能详。因为影片《甜蜜蜜》而走红的她,至今仍然对该片的主演张曼玉心怀一份歉意,当初她并不相信张曼玉能将自己笔下的李翘演好。
有时接受采访,岸西会抗拒《甜蜜蜜》,因为她觉得自己写得最好的其实是早年客串帮电台写的《温馨集》,“因为没有太多商业计算在里面”,可岸西不得不承认,《甜蜜蜜》的一鸣惊人让她有了今天的江湖地位,“后来合作的导演都会比较尊重我,因为我小有名气了。”《甜蜜蜜》留给岸西最深的印象是张曼玉,“我一直觉得应该向她道歉。因为当时陈可辛说找她演女主角李翘,我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她那么洋化一个人,怎么能演我写的那个“大陆妹”？但看了电影后,我发觉自己大错特错了。她比我写的更像李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