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题为《中国新独立影片》的影展和研讨会与本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纽约举行，本次活动由哥伦比亚大学和林肯中心电影协会等机构联合举办，展映影片有贾樟柯的《世界》、韩杰《赖小子》、李杨《盲井》、王超《安阳婴儿》和万玛才旦《静静的玛尼石》等。作为中国电影导演“第六代”的代表性人物，五位新锐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与学子、同业对话，关于“第五代”、资本力量、管理体制、网络、市场等热门话题，问者有备而来，答者畅所欲言，彰显了“第六代”的电影理念与独立精神。 “第五代”超现实弄潮我们则独立表达 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张艺谋、陈凯歌等至今仍是业界最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五位新锐都不讳言“第五代”对他们巨大影响，王超就与陈凯歌有直接的师徒关系，他说：我们都曾被“第五代”巨大的形式力量所震撼，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当一九九五年我与陈凯歌一道拍摄《荆柯刺秦王》时，我的许多同学朋友却下岗了。“第五代”沉湎在古代帝王和的古代故事之中，他们与现实社会渐行渐远，而我们却感到现实的无比沉重，所以我离开了，拍自己的作品，现实的东西。 万玛才旦说，是《盗马贼》、《红高粱》让他明晰了什么是“第五代”，他也曾被为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深深打动，但到《英雄》、《十面埋伏》，他开始失望了，因为这里面已经没有了能深入人心的东西了。 贾樟柯直言“第五代”身上有某种缺撼，他们弄潮但也被潮流所裹挟，大部分作品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比如八十年代“寻根”，美术界有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就产生了《黄土地》的影像和造型。中国改革进入了阵痛期，张艺谋便出用《红高粱》里的大红色彩、醉意狂欢来宣泄，电影被文学牵引。而我们拍的电影，是要独立表达我们个人的认知、感受，做独立的文化人、独立地关注现实，独立地解读社会。 现实题材总是让人沉重，这在第六代的影片中十分突出，因此有学子问：你们很风趣幽默，但从你们的影片和神情来看，你们似乎很痛苦，这是为什么？贾樟柯话里有话笑答：这主要是时差关系。 导演要学会说不 上周，纽约林肯中心举办了非洲电影展，非洲影片的许多制作经费来源于欧洲，所以这些非洲电影有浓重的投其所好的倾向。主持人将资本力量问题抛给了中国的导演们，对此，贾樟柯也表示，其实不管资金是来自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许多投资人都想对导演施加自己的影响。关键是导演怎样把握，他在国内就遇到投资人要求影片的女主角一定要漂亮、有的干脆要求让自己的女朋友来演女一号的情况。贾樟柯说：导演要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自我。“我们的父母总是教育我们什么都说好、好、好，我也是从拍电影后才学会说不的”。 在回答是否也会迎合西方市场时，贾樟柯说，如果我选择来美国拍片，一定不是因为好莱坞，而是被某一群人打动，比如唐人街的那些熟悉但又“久远”的中国面孔。 对于电影的受众问题，贾樟柯认为，他在拍电影时并没有刻意去计算什么人是自己作品的观众，他的作品是拍给所有人的，而不管你是欧洲人、亚洲人、中国人、外国人。只要是想要了解人性的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观众。 有学人问，“第六代”导演们的作品究竟是拍给中产阶层还是他们影片中的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看？如果是前者，他们似乎并不十分捧场，有些电影还不能公映，而后者又根本买不起电影票，那么剩下的选择是否就是要迎合西方的观众。对此，李杨认为，就像以前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中描述社会底层的人物一样，他们的作品并不是给这些人看，而是希望引起社会其他阶层对这些人的重视，因此，他们的作品是要给将来会领导社会的一代人来看。 期望实行分级制拥护“馒头权利” 中国电影管理体制问题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这在几位独立导演身上又多了一些话题。不过以他们普遍的看法是，大的文化原则没有变化，但政策柔和了很多。中国的管理者和创作者一起在学习进步，而他们最期望的是中国电影尽快实行分级制。贾樟柯说：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搞政治运动，“文革”结束后就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还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中国现在许多年轻官员热爱文化，他们也很焦虑。管理者和创作者之间需要讨论而不是对抗，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很重要，目前一些独立电影能够解禁，就是讨论的结果。 对于网络恶搞电影的问题，贾樟柯说，我不欣赏这种方式，但拥护“馒头权利”。刘小青/文 | 